《拉贝日记》中幸存的91岁老奶奶：用余生讨回公道，活到现在只要和平！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有温度更有态度

文/ 樊晓敏

今天，是国家公祭日，

83年前的12月13日，

侵华日军攻陷南京。

40多天的时间里，

兽行暴虐，旷世未闻，

六朝古都化为鬼域。

这期间，

日军制造集体大屠杀28案，杀害19万人，

零散屠杀858案，杀害15万人，

更有无数柔弱女子

在血泪交迸中饱受蹂躏。

“江边流水尽为之赤，

城内外所有河渠、

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

最沉痛的一页，

亦是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 

但是，就是在如山如海的痛楚中，

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的不屈和坚韧，

看到了血雨腥风中的人性光辉；

我们也看到了，

在之后的岁月里，

不同时空爱好和平的人们，

为了铭记这惨痛一页，

为了播种下最珍贵的良知与和平，

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奉献了怎样的大爱。

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

主人公名叫夏淑琴，91岁，

拉贝在日记中

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

NO.1

我活一天

就要告一天

2014年12月13日，

很多人都为这一幕流泪。 

习近平总书记搀扶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

85岁的夏淑琴一同走上公祭台，

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夏淑琴毕生都不会忘记

那悲惨恐怖的一天。

1937年12月13日上午，

一队日本兵来到夏淑琴家门前敲门，

刚刚打开门，

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

夏淑琴父亲跪在日本兵面前，

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

却立马被日本人用枪打死。

他的母亲抱着1岁的小妹妹

躲到桌子下面，

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

小妹妹被摔死。

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轮奸后，

用刺刀把她杀死。

然后，是外祖父、外祖母

和两个姐姐的惨死......

当时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

由于恐惧，吓得大哭，

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

昏了过去，不省人事。

至今，她身上的伤疤还清晰可见。

许久之后，

夏淑琴被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

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

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

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

就这样，

姐妹二人与亲人的尸体

一同生活了14天。

夏家的悲惨经历

被当时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

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下来，

并载入有关文献。

录像中的8岁小女孩即为夏淑琴

在战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

军事法庭上，

夏淑琴一家的事例，

成为控诉日军罪行的铁证。

新中国成立后，

夏淑琴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但全家人被屠杀的一幕，

始终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

1994年，

65岁的夏淑琴踏上日本国土，

成为战后第一个

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

但是，1998年，

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

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的松村俊夫，

分别通过日本展转社出版了

《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

和《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两本书。

在书中，夏淑琴等人

被描述成了“假证人”，

他们说夏淑琴是

“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

他们“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

夏淑琴得闻后，

非常悲痛和愤慨，

2000年，71岁的她，

走上了诉讼之路。

漫长而艰难的六年之后，

官司大获全胜。

法院判决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

立即停止出版两书，

将已出版的书籍收回和销毁。

并在两国主要报纸的显著位置

刊登道歉声明，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听到结果后，

夏淑琴激动不已，说：

“我活一天就要告一天，

不但为被日军屠杀的家人，

也为身后30万的死难同胞。”

对战争的记忆有多痛楚，

对和平的期盼就有多强烈，

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夏淑琴

仍在为历史真相各处奔走。

这个身上心上都布满伤痕的老人说：

“我活到现在，只要和平，

世世代代和平，永远和平。”

NO.2

只身一人

仍可以有所作为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外，

有一个花圃，

盛开着美丽的黄色玫瑰。

这种罕见的玫瑰叫

“南京·辛德贝格玫瑰”。

辛德贝格，这个名字

在《拉贝日记》中多次出现。

血风腥雨的哀痛之城中，

他，是一道微弱的光。

1934年，

23岁的辛德贝格辗转来到上海。

1937年12月，

为防止江南水泥厂陷入日军之手，

辛德贝格和德国人卡尔·京特

受委托前去护厂。 

这是一次凶险异常的冒险。

临行前，他签下一份“生死状”。

战争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想象，

人生亦由此转折。

本职工作是看护厂内机器设备的

辛德贝格自行建起一座

庇护难民的“诺亚方舟”——

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他们利用德国是同盟国、

丹麦是中立国的特殊关系，

在工厂门口挂起

“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的牌子。

他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

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

很快，水泥厂所在的栖霞区被日军攻陷，

不少中国军人和难民

纷纷躲进这里。

辛德贝格还到鼓楼医院

请了两名护士，

带上药品、绷带，

回到水泥厂开办了一个临时小医院，

救护了大量受伤的中国难民。

辛德贝格和京特每日带领难民，

步行到长江边，

打捞那些被烧焦的、

被水泡得发胀的尸体，

然后连同那些

路边无人过问的尸首一道埋葬。 

他还常常开车进入南京城，

给保护难民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送去食品。

途中，他拍下那些惨烈的景象：

闭目张嘴的遇难者

似乎临死前还大声叫喊过；

遇难者脚上尚有布鞋，

躯体已见肋骨；

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这些尸体.....

他为照片配的文字越来越冰冷：

“这个小孩被枪托打死，

因为他没有脱帽。”

在给朋友的信里，他写下：

“你难以想象，

这里到处血流成河。

血，血，到处都是血……

中国可是有四亿五千万人呢，

所以到底是怎样大规模的行动，

才会让人感觉到处血流成河……”

1938年3月16日，

“南京大屠杀”已是尾声，

“伪自治会”建起来了，

辛德贝格被迫回国。

他在南京一共待了107天，

庇护了1万5千多名中国人。

辛德贝格离开中国后

还在向国际社会

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1938年，

日内瓦的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上，

他放映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

记录日军暴行的影片。

影片放映前，

辛德贝格要求妇女儿童退场，

因为这部影片如此残暴和血腥。

影片结束后，

他花了几个小时

向观众介绍了日军暴行，

现场观众泣不成声。

2002年，南京大屠杀展览

在丹麦奥胡斯市展出，

中国举办方在当地报纸上

刊载了寻找辛德贝格的启事。

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得知了此事，

决定为舅舅栽培黄玫瑰。

她说：“黄色代表勇气。

黄玫瑰是非常难以培育的。

这也正如我的舅舅：

勇敢，独特，不容易被轻易复制。”

四年后，

黄玫瑰培育成功，

玛丽安将其命名为：

“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

2007年4月，

黄玫瑰幼苗被移植至新建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并在那里专门辟出

“南京·辛德贝格玫瑰花圃”。

2014年，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手捧黄玫瑰，

参观纪念馆。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说：

“他的义举表明，

只身一人仍可以有所作为。”

NO.3

我真诚地向他们谢罪

先说一下著名的《东史郎日记》案。

东史郎是一位侵华日军老兵，

因深深的负罪感，

晚年写了《东史郎日记》，

其中详细记述了1937年12月21日，

原日军分队长桥本光治

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

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

浇上汽油点火焚烧，

最后再系上手榴弹

投入池塘炸死的暴行。

1993年4月，

桥本光治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东史郎，

理由是记述“不实”

“纯属捏造”“毁损名誉”，

他甚至说“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

要求东史郎赔偿损失。

东京地方法院以及高等法院，

迎合右翼势力，

以南京高等法院门前不存在水塘为由，

判决东史郎败诉。

六年里，

东史郎无数次地进行抗辩。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

东京高等法院仍然以

南京高等法院门前无水塘为由

做出东史郎败诉的判决，

并对其判处50万日元的罚款。

2000年1月23日，

建川博物馆馆主樊建川

展示了他收藏的一幅旧南京地图。

这幅由伪国民政府印制的

《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

清晰地标明，

原南京最高法院门口共有三处水塘，

水塘布局与一九九八年

在天津发现的

一九三五年印制的南京地图一样。

无疑，这幅地图能够证实

《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

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证据 。

在樊建川建的这座纪念馆中，

有南京大屠杀时血浸透了的刀，

无数残破褴褛的血衣、

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

血迹斑驳的日记本、

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

还有一张张

从尸山血海的惨烈中活下来，

最茫然无助的、压抑破碎的脸。

在这个馆里，

有些物品来自日本老兵

盐谷保芳的捐献。

盐谷保芳从1985年开始赴中国谢罪，

前后多达20多次，

仅到建川博物馆就有近十次。

他捐献了钢盔、军刀、瓷碗

及日军史料等上百件侵华物证，

他每次都深深鞠躬。

他说：“现在，我真诚地向他们谢罪——

在那场战争中，

是日本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盐谷保芳

还和樊建川的岳父成为朋友，

两个从二战战场走过来的耄耋老人，

一举杯就痛饮痛哭。

同样想为此做些贡献的 

还有年过古稀的

日本女人松冈环。

在她青少年时期，

关于二战，

她感受更多的是日本人的悲情：

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

偷袭珍珠港……

关于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所言甚少，

甚至矢口否认。

1988年，

她带着困惑第一次来南京，

那时她是一名小学历史老师，

她来的初衷是“寻找历史真相，

然后如实告诉我的学生们”。

结果真相让她

感到那么震惊和羞耻，

她决定要把她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从1988年至今，

她近百次奔波于中日两国之间，

走访了3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和250名侵华日本老兵。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比如，她采访幸存者张秀英时，

老人的反应很强烈：

“我不想和日本人说话。”

松冈环恳请她：

“日本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

和南京的性暴力，

请婆婆务必向不明真相的年轻人

讲出您的经历。”

在很多次诚意的到访后，

老人才终于接纳并认可了她。

四年后，她出版证言，

并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到日本举行证言集会，

以国内外调查资料制作的58块展板，

拍摄的3部纪实电影，

在日本40多个地方巡展

引起很大反响。

随之而来的，

是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吓和干扰。

她在日本参加会议、

放映资料影片时，

有人在外大按汽车喇叭骚扰，

有人称她是“中国的特务”，

还有人甚至尾随她到地铁站。

她说：“的确也会怕，

但我从不低头。

我必须告诉我的学生们，

被潜藏在南京历史真相中的

是怎样的痛”。

NO.4

我作为中国人的后裔

写出它是我的责任

张纯如，

1968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张铁军。

她本有着优裕和安宁的生活，

曾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

后开始全职写作和演说，

1994年12月，

她看到了几张南京大屠杀时的照片：

“数百名中国平民的尸体飘满江面，

还有被砍掉的头颅，

被割开的肚腹，

以及裸体的妇女，

她们的脸扭曲变形，

带着让人无法忘记的

痛苦和耻辱的表情。”

这些景象，

在她学校的图书馆里，

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

在她所学的世界历史教材里，

什么都找不到，

甚至她的老师对此都一无所知。

她说，纳粹屠杀犹太人，

全世界家喻户晓，

但是在西方，

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无人知晓，

我作为中国人的后裔，

写出它是我的责任。

她为此耗掉整整三年，

在南京、北京、上海、杭州等地

一次次地调查。

她搜求和挖掘了

浩如山海的档案史料，

包括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

信函、政府报告、

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

以及与二战日本老兵的书信等原始材料。

在此期间，

她还意外地找到“中国的辛德勒”

约翰•拉贝先生

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

以及另一份珍贵史料《魏特琳日记》。

约翰·拉贝和魏特琳

但写作是噩梦一般的历程，

她不仅要面对、还要一一叙述出来

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

“砍头、活埋、活焚、挖心、

分尸，在粪池中溺淹……”

她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

体重减轻，头发掉落”。

1997年12月，

在无尽的内心磨折和悲痛之后，

她的书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在美国正式出版。

此书的出版发行

给她带来极高的学术荣誉，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

威廉•柯比教授为其作序时

称这是“第一本充分研究

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但她的生活也从此

陷入无穷无尽的恐惧。

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

也随之而来，

她只能经常变换电话号码，

从不敢随意透露

丈夫和孩子的信息。

2004年11月9日，

因罹患忧郁症

而心力交瘁的张纯如，

在加州盖洛斯

自己的车内饮弹自杀，

年仅36岁。

她最爱的儿子，刚满2岁。

 张纯如的父亲与她的铜像

她在死前留下一张纸条，

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

“我曾认真生活，

为目标、写作和家人

真诚奉献过。”

2014年12月13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国家公祭日上掷地有声地说：

“自古以来，

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

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

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 

和平而不是战争，

合作而不是对抗，

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

没有谁可以是一座孤岛，

整个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在重大灾难面前，

爱好和平的人民唯有守望相助，

付出勇气、决心、关爱，

才能照亮所有的至暗时刻。

铭记，

不只是民族的悲怆，

还有落后必亡的训诫。

纪念，

不是为了宣扬复仇的怨念，

而是为了许下复兴的心愿：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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